争端解决机制是博弈共同体皇冠上的明珠，完善严谨、补苴罅漏、顺畅可持续、高效科学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转是保障并维持争端当事方利益平衡的最后一道屏障。无论诉诸政治权力，还是外交斡旋，抑或司法仲裁，其本质是博弈双方押注筹码、心理较量、拿捏对方软肋、向权威者争取更多同情的摊牌过程。那么如何在争端解决程序中打出王炸，需要一场综合实力的亮剑和对对方命运结局生杀予夺式的盖棺定论。
如果你还局限于并寄希望于基于规则的秩序和正义，只能说明你孤陋寡闻、肤浅弱智。请看看，由于美国插手WTO上诉机构的人事任免，该机构陷入停摆，争端解决机制一度趋于瘫痪，世贸协定也面临边缘化的风险。这表明，贸易争端的较量早已超出司法范畴，而成为一场围绕权力结构的政治博弈。各国通过加入WTO，并把关税主权和市场准入权让渡给这个多边认可的权威组织，并自愿受其辖制，但是一旦WTO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已然难以迎合美国的利益诉求，美国有能力搭建WTO，就有能力毁掉WTO，并寻求从其他多边自由贸易机制中推进它的议事议程，达到削弱、架空、罢黜这一弃子机构的目的。
在没有高阶的强力执行机关的保障下，用法律条款调节争端方的关系，只是一个游戏，何必当真，当事方需要打破基于规则和律法来主宰正义的幻想。规则和律法就如海市蜃楼一样最不可靠，从来都只是弱者的护身符，弱者心甘情愿地被裹挟，作茧自缚，没有选择的余地，仰仗法律正是弱者无能的表现。强者从来不会画地为牢，而只会杀伐有断。这时强弱之间没有争端可言，只有服从或被抹掉。争端解决机制缺位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失衡、秩序紊乱。
那么在强权社会中，怎样的争端解决机制才能两碗水端平、合理有序地实现不迟到的正义。首先，侵权方和受害方都需要有反制对手的筹码、底牌以及攻守方略，这也是敢于叫板的底气所在。如俄乌冲突中，美俄双方打的招式从低烈度向更高的严酷性不断升级，从三脚猫功夫到招招毙命，可谓棋逢对手、斗而不破，将掰手腕的使劲力度维持在不掀桌子的程度，但又在不断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的底线，寻找对方的阿喀琉斯之踵。只有逼近“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临界点，“争端”才有可能和有必要转化为“冲突”，俄罗斯只有在所有底牌都亮相，退无可退时，才会使出核武器这一“王炸”。
其次，反制方需要对侵害方构成实质性威胁，这一威胁可以来自人身安全威胁、法律威胁、声誉威胁。这就足以让肆无忌惮的侵害方有所收敛，让他知道投鼠也要忌器，打狗也要看主人，如果总是装作懒羊羊这种人畜无害的样子，侵害方就会无视，甚至当病猫一样肆意作践这只虎胚。这里有一个经典案例，某大学宿舍有一群夜猫子经常熬夜玩游戏，吵吵闹闹搅得一个想早睡早起的舍友无法入睡，这个舍友和他们协商无果，发生冲突仍无法解决问题，于是他就想出了一招，堪称整蛊专家，他买了一把刀和一块磨刀石，既然夜猫子们不让他睡好觉，他也凌晨深夜起来磨刀霍霍向猪羊，怪阴森恐怖的，如果哪个人敢得罪他，说不定哪天在梦中就被解决掉了，夜猫子还敢欺负人吗？这样睡眠时间不一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再者，要有效、不可逆、终局性地一站式解决争端，就需要找到对手的痛点、堵点，掐住对手的脖子，拿捏对手的软肋，一招定乾坤把对手打趴在地上，没有翻盘的机会。任何金刚不坏的主体都有其阿喀琉斯之踵，为什么我们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是因为我们要保护周全自己的弱点，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当时，特朗普就是在第一任期找到了华为和中兴的芯片供应掌握在美国手中，于是掐脖子、过河拆桥，让中兴缴交14亿美元的罚款，而让华为丧失了5G手机黄金时代的商机，损失惨重。而中国如今实施科技自主战略的初衷就是筑就金城汤池，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作为战略智库，早就预见到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房地产产业押错宝，丧失了优先发展关键新兴科技和未来产业的契机和国运，为了挽回失去的十年，我们愿以操其要于上的战略定力和分其详于下的策略活力来建言献策、参谋天下、未卜先知。如果在某个历史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华为乃至中国的芯片弱点、瓶颈，并及时采取措施，这就可以挽回上千百亿元的损失，而这种未雨绸缪的认知和洞察非作为国之重器的智库莫能胜任。
最后，争端解决的方式不胜枚举，可以调解、磋商、谈判、裁决，也可以诉诸武力，达成媾和条件再撕毁停战协议，直到交战方满意为止，但是要形成一套万变不离其宗、流水线程式化产出、规范化一锤定音的机制，这种机制需是事前获得各方认可、被赋予权威声望的仲裁程序和决策框架，它超越于靠打证据的司法裁判之上，并又有别于宗族社会的族长或教父的审判，它凭借多层嵌套和包罗万象能够化解任何纠纷和矛盾，小到鸡毛蒜皮的清官都难断的家务事，大到国家间剑拔弩张的种族存亡问题和党争间的生死攸关的命案；它将多元准绳尺度的规则进行调和，并捋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规范，并深植于世界人民的思维基因中，构成其刻在骨髓中的行为规矩方圆。
有史以来，争端解决机制的公信力和可兑现性取决于一个铁面无私、守正创新的裁判员，他能用出人意料的方式收集关键证据，从而对罪犯绳之以法，对良民裁以公道，中国千年来无数的父母官都在做这个裁判员，但总体来说，做得良莠不齐，不咋地。民众天然对掌握着其命运的顶头上司抱有不信任，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授予这些裁判员管辖权，即使裁判员勉为其难做出了不偏不倚的决断，因为没有民意的授权，它只会沦为像中菲南海仲裁案裁决那样的一张废纸。所以在民众相关方进行交涉事前，就要在合作协议中约定一个知根知底、德高望重的裁判员，而非空降、强加的独裁者，这样才能授予事后裁决以合法性。
然后，当选的裁判员并非要强硬地判一个公道加以强制执行，而是作为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斡旋者介入事端，对当事人晓之以是非曲直，动之以恩情忠恕，告诉他们，根据普世规范你这样做是理亏的，他是受害者，理应获得与实际损失相称的赔偿，这个将“枫桥经验”贯彻在调解中的过程看起来更像是教育，而非判案，通过明理辩义从矛盾源头化解纠纷，还能有效防止事端复发。比起中菲在没有威望的仲裁庭对南海仲裁结果吵得不可开交，中国已经和东盟各国磋商达成南海行动准则，通过磨合和搁置争端、共同开发，实现各方行动自成规矩、微妙和谐、默契、不越轨。
那么为什么一个基层的调解员苦口婆心、费尽心思仍无法使争端双方达成一致？究其原因，双方对据理力争的义理各执一端，根本不是在同一个赛道上进行明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背后是双方对冲突理念的终极价值原则的优先顺序无法达成共识，这时我们就要从人类价值原则的根本依循上做功课，排次序、审轻重、分缓急。
比如任何宗教义理的神圣性都要让位于人命关天的原则，基于此，我们就能推出圣城的第二性，这也是为什么先知默罕默德将穆斯林的祈祷方向由耶路撒冷改为麦加，将耶路撒冷削弱为第三大圣地。宗教圣地虽然神圣不容亵渎，但它并非至高无上，相对人命而言，这种神圣性只不过是附着于生命躯体上的光环。因此教徒就能接受在人类核心价值面前，宗教神圣性的可妥协原则，基于此，我们就能让耶路撒冷中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对人命进行比宗教更至高无上的尊崇。为解决耶路撒冷问题这一争端乃至平息阿以冲突的肇因之一，《耶路撒冷三千年》给出了答案：将耶路撒冷的神圣性独一无二、不可分割的优先级进行降维，让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承认彼此在这里存在的历史，把耶路撒冷的神圣石头搬走，彼此共存1000年后，再把圣墓大教堂、阿克萨清真寺搬回来，两者在心理上接受并认可彼此非神圣性的存在，再来和平和谐地共享这份神圣性。
但是有人就是矢志不渝地认为，宗教神圣性比人命还重要。世界上最难的事莫过于将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里，不经过长年累月、数以亿计的全民大规模沟通和教育，我们是无法将人类的普世价值、核心原则及其优先级化民成俗，像数学公理一样根植于民意，不容置否，我们真的仍需要一场旷日持久、空前绝盛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
未来关键新兴科技的突飞猛进会使得争端解决机制更具有可实操性。如我们可以消灭证据，但不能消灭关于证据的记忆。通过脑机接口读取嫌疑犯的意识，再周密的辛普森杀妻案都能被将意识透明化的芯片工具破案。再如，对于复杂演进、牵涉面广的国际争端，我们可以定义角色，采取人工智能逼真模拟国家实况，精微计算形势，进行兵棋推演，输入资源、禀赋、优势，看在一系列的互动逻辑和国际关系格局的运作中能输出何等结果，从而让那些以身犯险的僭越国知难而退。还有，我们可以在虚拟世界的元宇宙中预先彩排争端的处理结果，预演其涟漪效应和形势的长远影响，如此当事人就不敢越雷池半步。
智人和大猩猩是唯二会对同类进行种族灭绝的物种，但正因为人类设计了制度、道德、律法，使得人类之间的和谐共处存在可能。但是在当今的无政府主义国际乱世中，国际法被践踏得尊严扫地，大国依据强国逻辑设置的道貌岸然的国际秩序仍然没有改变世界这一丛林社会的性质。那些身处在东西文明版块断裂、交接处的弱国真是“里外不是人”，弱国只能苟活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间，人民惨遭屠戮、沦落为战争绞肉机里的炮灰，在美国风靡全国的民权运动振聋发聩喊出“黑人的命也是命”，但是在中东，加沙地带的人民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眼中无异于蝼蚁，它们的命就不是命了？
国家主体乃至社会主体就如非洲大草原的狮子和羚羊一样，每天黎明破晓，第一道曙光划过天际，他们就要警惕地为生存觅食，谁跑不快就要面临着饿死或被吃的结局，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来都没有变，“不为刀俎，即为鱼肉”一以贯之、活生生演绎在这个丛林社会中。弱者不适合生存在腥风血雨、尔虞我诈的市场机制中，它们只能寻求庇佑于体制内的福利经济，而那些既不容于关系社会，又被福利社会淘汰、筛掉的漏网之鱼则将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为生计所迫，女的沦落为鸡，男的被利用去做贩毒的马前卒，最后做了替罪羊锒铛入狱，而那些幕后策划的主使却高枕无忧、逍遥法外。难怪鲁迅说，他翻遍了史书，恍然发现每一页都赫然印着两个字：“吃人”。
大同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争端解决机制中嵌入对弱者的保护规程。试看看，那些群情激奋的讨薪者只能以跳楼来要挟资本家发工资，对枉法裁判心有不平的申诉人通过不断的上访、举报、复议、投诉来祈求伸张迟到的正义，他们付出这么多代价真能如愿以偿吗？答案是否定的，保护弱者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要义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对弱者进行赋能，它更多的是事前的防微杜渐，而等到事后救济的话，伤害已经刻骨铭心，为时已晚，即使得到赔偿，其影响了社会功能体效能的健康发挥。
对于欠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际贸易信用证和保证金制度，即让企业股东在工资信用专户上存够12个月工资准备金，即使天塌下来也不能挪动，并保障工资库存的透明性，当准备金将近透支告竭，公司需对所有员工提前发出告警，允许他们自愿选择是否留在公司与其共患难，还是拿N+1补偿走人。
为什么政府对申诉人的投诉、举报、申诉、信访等行为无动于衷、不理不睬？是因为政府工作人员的命脉和前途没有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他们仍然靠国家税收发工资，只对上级负责。如果将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和晋升空间的决定权转移到代表民意的相关方手中，申诉代表有权通过公投表决对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免产生影响，并控制财权，对不作为、推诿敷衍、渎职躺平、不会为民请命的政府工作人员扣除绩效、停职反省、贬谪罢黜，甚至可以投不信任票，要求整个部门党组成员解散、重新组阁。利剑永高悬，让政府工作人员不敢玩忽职守、渎职怠政，教育他们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责无旁贷，纳税人的税收不是白给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重如千钧，他们应把为民守望的承诺真真切切具象化。
这样构建的系统性全域争端解决机制，给予弱势群体反制的权利，废除“不对称依赖”，通过程式化的机制为弱势群体的分庭抗礼撑腰站台，反驳“你不在餐桌上，就会出现在菜单上”的三霸（霸权、霸凌、霸道）意识形态。侵权者可以站在实力的地位上专横跋扈，弱者可以以绝大多数的集体抗争的方式对僭越者锁喉捏肋。如果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封建君主专制构建的是“霸权稳定”的秩序，那么这种照顾弱者的争端解决机制则通过调和阴阳、平衡力量、消长势力、兼顾利益诉求维持“首善大同”的均势。
虽然有所谓的最高裁判员、“天子”、王者、教父、“安拉”、上帝等威权者来主持公道，但他们往往精力不济，也无暇顾及芸芸众生的大小事务。虽然有“公道在人心”“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诚信是市场主体的第二张身份证”等道德谴责和道义控诉的箴言来警示世人，但这都是虚的，小动物还是会被欺负、玩弄、刁难、蹂躏，这样我们可以学习动物园的方式，将同宗同源的食肉动物关在一起，小老虎就不敢撕咬；将食草动物关在一起，小山羊就不敢顶角。这寓意为，将强者分配到市场经济中优势竞争，将弱者安置到福利经济中好好保护，将残疾人妥处于低保经济中不参与竞争，而不是将强弱杂糅在一个赛场上乱了纲纪。
这种争端解决机制同时给了弱者和强者在自己的位置上被温柔以待的权利；它将适用于丛林社会的野蛮的达尔文主义转化为现代文明中同球共济、休戚与共；它将“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理念贯穿于最微观的社会单元到最恢宏的大国相处之中；它将肮脏、阴暗、霸凌的人类劣根性从其赖以繁殖的社会土壤中彻底剔除；它旨在让世风不古、礼崩乐坏的世道为之一振，重序天伦，其命维新。等雨过天晴，彩彻区明时，我们希望能看到普天同庆、歌舞升平的盛世气象，不正是大同至善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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